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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率戰爭，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，但是戰爭的過程與結局，可能關係到國家財富的得失、增長的消長、就業機會的遷移。匯率，是經濟發展的製高點之一。經過了二十餘年平靜之後，新古典主義的均衡理論在政策實踐中讓位給博奕論。匯率的走向，不再以資金流向、經濟周期、利率起伏為依據；國家意志、央行政策成為新的主導力量。當所有國家均捲入政策的博奕時，舊的秩序被推翻了。

　　匯率戰爭的始作俑者，是美聯儲的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。經濟復甦乏力、就業市場不景，給美國政府及貨幣當局帶來沉重的政治壓力。新的量化寬鬆政策的如意算盤是，通過天量的流動性注入，拉低美元匯率，藉此通過通脹減輕債務負擔，同時吸引海外資金流入推高資產價格。弱美元的代價是輸入性通脹，但是如今美國面臨通縮風險，通脹因素暫時無須央行擔心。這樣做的好處是，美國的商品與服務在海外更具競爭力，有利於出口。同時美元資產在海外資金眼中更便宜。

　　然而，美元的貶值，是建立在其它貨幣升值的基礎之上，聯儲的複蘇大計無可避免地影響其它國家的增長與就業。在其它國家也面臨增長放緩、財政刺激強弩之末時，美國這種以鄰為壑的作法，自然招致他國的反擊。

　　日本率先推出自己的量化寬鬆政策，歐洲央行也大幅增加國債購買，英國的量化寬鬆由退出變成重入。新興市場國家的基本面良好，熱錢蜂擁而來，炒高了那裡的匯率和房地產，巴西、泰國、韓國紛紛出招，對海外熱錢徵稅，不少其它國家提高外資購買本地物業的門坎。

　　匯率戰目的是通過貶值獲取額外的增長動力，如果所有國家都貶值，都設立門坎，則美國的量化寬鬆就未必能達到預期的效果。  這樣只會導致量化寬鬆的加碼，或者貿易戰。

　　匯率政策成為戰場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潰敗。在一般均衡理論中，國際收支、匯率、利率、增長，像一串珍珠優雅地排列在一起，因果互動，最終達成合理的均衡的結果。一切透著數學的完美，一切由價格變化實現理性的統一。然而攀比貶值，打破了古典意義上的均衡，政策在博奕假設下尋求最大利益。個體國家“自私”的理性行為，未必帶來全球利益的最大化，甚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